性侵男童:不應再被忽視的罪惡

　　遭受性侵的女童多於男童可能是錯覺

　　長期以來，“性騷擾”、“性侵害”常常是女性的專有名詞，一些研究似乎也表明女童是性侵案件的主要受害者。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兒童安全基金會曾對2013年5月23日至2014年5月22日曝光的192起性侵兒童案件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335名被害兒童中有328人是14周歲以下的幼女占97.9%，這意味著被性侵害的男童占比不足3%。

　　男童真的絕少遭受性侵害嗎?恐怕並非如此。2008年，瑞銀慈善基金會(UBSOptimusFoundation)曾對各國侵害兒童狀況進行過一次長達三年的調查，大陸和香港共有30607名未成年人及家長參與了這項調查，其中，學生調查和家長調查之間數據差異最大的是性侵犯類行為，從未成年人中采集到的受侵人數比例是家長報告的8倍之多，8%的未成年人表示遭受過不同程度的性侵犯，其中男生比例比女生還要高2.7%。研究者稱，學生在學校接受匿名調查時吐露的數據應該是最接近真實的。

　　而廣東省2013年公布的一項關於廣東省青少年健康危險行為監測的報告顯示男性遭受的性侵害更為嚴重：無論是高中生、職校生，還是大學生，每100個男生中，就有2—3個有被迫性行為，是女生的2.2—2.3倍。

　　2012年3至5月，香港護苗基金對17所中學共5055位中四至中五學生的調查顯示，男童遭受性侵害較女童還要高17%。

　　男童遭遇性侵的數據之所以比想象要多得多，甚至高於女童，一方面原因在於社會對同性戀現象的忽視，一方面在於，相比起真正的性行為，撫摸式的性侵害要普遍得多，而這樣的行為往往沒有受到重視。

　　男童防性侵害的意識較女童更為薄弱，讓大量性侵男童案湮沒在黑暗中

　　在此次最高法公布的性侵男童案件中，被告人魏連志在長達5年的時間裡，采取用小恩小惠進行引誘、哄騙等手段，對7名男童多次實施猥亵，其中3名被害人不滿12周歲。

　　在今年5月，四川眉山市檢察院也通報了一起猥亵兒童案。在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猥亵的小學生多達10人，雖然在遭受性侵害時，這些小學生也罵過犯罪嫌疑人“神經病”，卻無一人向家長和老師告發，也無人意識到自己在遭受性侵。

　　這兩起針對男童的性侵案非常具有代表性，犯罪分子都是利用小恩小惠對男童進行性侵，男童雖然反感，卻沒有意識到這是性侵害行為。男童對性侵害的無知，板子需要打在父母和老師身上。實際上，中國的父母和老師在這方面一直做得不夠好。2014年，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兒童安全基金會“女童保護”項目一項針對1346名男生、2136名女生所做的調查顯示，僅有20.0%的孩子知道什麼是“性教育”，48.3%孩子不知道何為性教育，31.7%的孩子選擇“似懂非懂”;教師中有49.7%從沒有對學生開展過性教育;對孩子沒有進行過性教育的家長則高達51.4%。

　　針對男童的預防性侵害教育更是缺乏，由於性侵男童案件曝光較少，不少家長和學校一廂情願地以為性侵男童是小概率事件。甚至曾有媒體報道，在一些幼兒園和小學中，為避免尴尬，老師會刻意避開男童，只對女童進行防性侵教育。家長和學校的忽視無疑讓男童更缺乏自我保護意識，也使得性侵男童犯罪更加隱蔽，這樣的一個惡性循環，只會讓對男童處於更為危險的境地。

　　刑法對男童的“另類歧視”也在變相“激勵”性侵男童者

　　對於性侵女童的相關犯罪，雖然有人認為相關處罰仍失之於寬，但與被性侵男童相比，女童已經足夠“幸運”，畢竟性侵女童者面臨著較為完整的刑罰體系：以猥亵方式性侵不滿14周歲女童的，以猥亵兒童罪論處，以猥亵方式性侵14周歲以上的女性，可以強制猥亵婦女罪處罰;奸淫幼女的，以強奸罪從重處罰，以10年為施害人的量刑下限，最高可判處死刑。

　　相比之下，男童就沒有這麼“幸運”，現行刑法在操作層面形成了對男童的“另類歧視”，讓男童的性權利根本無法得到有效保護。這種歧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由於我國現行刑法中強奸罪受害主體只認女性、不認男性，對男童實施的性侵犯罪，不管是猥亵還是情節更為嚴重的奸淫，都只能以猥亵兒童罪進行處罰。猥亵兒童罪最高的刑期只有5年，這與奸淫幼女最高可判死刑相比，震懾力明顯不足。另一方面，按照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規定，18歲以下的任何人都屬於兒童。而我國猥亵兒童罪所指受害者的年齡上限為14周歲，對性侵害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男性，我國目前並沒有相關的法律進行救濟。

　　這種現狀常常讓性侵男童者“肆無忌憚”，尤其是他們面對14歲以上男孩的時候。2004年，一16歲少年被38歲的男經理以暴力手段強行發生性關系，由於無法定為強奸罪，公安機關僅對這名經理處以拘留15天的處罰。2012年6月28日，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數位97屆學生，在微博上實名曝料，稱中學時期曾遭學校原副校長張大同性侵，結果是該名教師僅僅被解聘免職，這種處罰無疑會讓性侵男童者的膽子更壯。